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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影片《美滿人生》（Singapore Dreaming）描繪一個新加坡家庭裡，六個個人的夢想與掙扎：爸爸是律師樓小職員，面對生活，態度現實又尖刻，最後的願望是成為高級俱樂部會員；媽媽是傳統的家庭主婦，生活以丈夫、兒女為重心，幾乎忘了自己是誰；姐姐為維持生計在職場上飽受剝削，眼下的夢想是有足夠的錢讓將出生的孩子過更好的生活；姐夫想當搖滾樂手，但為現實所迫，從軍中退伍後只能轉業賣保險；弟弟在求學、就業競爭上節節敗退，但還想著功成名就的可能性；弟弟的女友愛拍照，為了愛情願意無私奉獻。在高速現代化、全球化、物質化的新加坡，他們身邊繞著卑微的外籍幫傭與高傲的中小企業主；因為一場突發的變故，六個人中，有人希望破滅，有人獲得實踐夢想的機會…
儘管內容探觸階級差異、女權甦醒、文化記憶與身分認同等嚴肅議題，《美滿人生》故事幽默、情感動人，在一年至多生產八部國產影片的新加坡上映後，馬上成為賣座電影，青年老幼俱為其收服。
此片由胡恩恩、吳榮平共同編劇、製片、導演；胡是美國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吳曾為律師，兩人俱出生、成長於新加坡，而今旅居紐約，既是夫妻，也是合作無間的工作夥伴。二○○○年創立諷喻時事的幽默網站「講鳥話」（Talking
Cock）後，他們在新加坡大出鋒頭，不但於當地國會引爆爭議，也獲得《時代雜誌》、《Wired》雜誌、《經濟學人》等國際媒體報導。葷腥不忌、使用語言既多樣且複雜的「講鳥話」，至今仍保有批判新國語言政策、捍衛言論自由的前衛精神，胡、吳二人不僅將網站內容以字典形式出版成為暢銷書，更從該網站獲得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講鳥話》的靈感。
十月，《美滿人生》獲邀成為○七年女性影展閉幕片，胡恩恩與吳榮平造訪台北，放映週報與其相約訪談，聊及兩人踏上電影創作路的經歷，亦分享拍攝《美滿人生》的緣起與過程。
恩恩是大學助理教授，榮平從前是律師，您們兩位從未受過專業電影訓練，是怎麼開始拍電影的呢？
吳榮平：二○○一年，有次從紐約放假回新加坡，一個朋友說他新買了部攝影機，剛好有個短片比賽，問我們要不要試試，我們就試了，花了一星期寫劇本，在兩天內拍了一部短片，後來居然得了獎。我們從未嚴肅思考電影，就只是單純地想玩，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對拍電影有興趣，直到我們真的拍了一部電影。
在那部短片之後，我們用很低的預算拍了一部取材自網路笑話的喜劇，算是個長片練習，而那次製作過程就成了我們的電影課。一開始，我們不懂拍攝現場的行話、不知道劇本怎麼寫、不知道片怎麼拍，一切都得學，而且得學得很快。拍電影不該犯的錯我們在那部片裡全犯上了，但它也成了天下最棒的電影學院，因為它，我們實際參與拍片的所有環節，雖然辛苦也學到很多。
電影開場運用許多空鏡頭來呈現新加坡的生活狀態，從現代化建設一直深入到市井攤販，這些鏡頭一方面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場景，另一方面，也似乎透露您們對新加坡生活的感想，可以先談談這部份？
胡恩恩：新加坡確實改變得很快。電影開始的時候，鏡頭帶我們站在外面看，現代都市和摩天大樓的景觀呈現新加坡較觀光、外在的形象，然後我們將外在觀點轉移到內部的日常生活，像一趟旅程。
吳榮平：你在電影裡看到的捷運、市場，是新加坡人每天都會看到的景色，此外，我們也想傳遞「這家人並不孤單的」的想法，這一家人是大社群的一部份，他們的生活裡，有許多人圍繞著他們。
電影中段有一景，全家人聚在一起晚餐，幾個角色之間對話的語言相當複雜，做為台灣觀眾，我不是非常了解那之中牽涉的語言關係，似乎與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和歷史背景有關，能說明這部份嗎？
胡恩恩：在新加坡，年紀較大的世代說廣東話和福佬話，因為新加坡華人都移民自中國南部。在我們成長的年代，政府開始推行說國語和說英語運動，「方言」不許再說，所以福佬話跟廣東話漸漸從電視和廣播中消失；這一代人，像我，還能說一點方言，但我弟弟就完全不會說福佬話了，我猜在台灣也有類似的發展。
寫劇本的時候，我們想像，媽媽講福佬話而且通一點國話；爸爸上過英語學校所以會講一點英文；兩個小孩主要講英語跟國話，不太講福佬話，跟父母也講國語，但有時候會跟爸爸講英文，爸爸也會試著跟孩子講英文，因為他認為英文比較高級。姐夫不會說國語，因為他是「娘惹人」，也就是東南亞華人，只會說馬來話和英語。
電影後段，試圖逃避家庭和工作的姐夫和一個來自中國的女孩有場對話，從而得到了一些啟示，這女孩來自中國是個有意的設計嗎？為什麼呢？
吳榮平：因為姐夫跟我一樣，中文很爛（笑）。
我們想探索全球化，也反省新加坡的內在問題。我們覺得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但事實並非如此，新加坡華人不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拿來自中國的女孩和新加坡人對比，呈現兩種人在態度上的差異：姐夫基本上被社會擊垮了，根本放棄了夢想；與他對話的中國女孩面對更多困難，卻沒一點屈服的想法。那女孩做的可能是世上最糟的工作，但她卻比姐夫樂觀——這也部份再現了我們對姐夫生活和夢想的評價。他代表某些我認識的人，我自己真的接過軍中同袍打來的電話，問我要不要買保險，我常想，這不是很叫人難過嗎？他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有些什麼感覺？但我們過的日子並不是最糟的，這是我們決定拍這部電影的理由。
胡恩恩：一九九七年的亞洲經濟危機讓新加坡人深刻感受到亞洲經濟佈局徹底改變了，突然間，新加坡、台灣、南韓等過去的「亞洲四小龍」不再是經濟領導者，來自印度和中國的競爭增加了，外部的力量造成一種恐懼感，所以，姐夫與中國女孩對話的場景也多少在暗示這類感受上的變化。另一個類似的處理，是在弟弟去求職的片段，電影裡，以旁白方式告誡他這社會非常現實的聲音，也就是面試弟弟的主管的聲音，我們讓它帶有一點印度口音，背後的設定，就是這主管是個印度人、一個享有跨國資源的菁英階級，他可能上過最頂尖的大學，然後到海外工作，這些最終都會指向新加坡人的「不穩定」感受，因為很多來自外部的競爭都來到我們的門前了。
《美滿人生》在新加坡、紐約、西班牙都做過放映，三地觀眾的反應有什麼不同？
吳榮平：大體來說，這部電影在新加坡獲得蠻好的迴響，是過去八年來最賣座的獨立製片，一九九八年之後，新加坡的國片市場一直相當低靡，《美滿人生》是近年第一部跨越某個票房門檻的電影，超出我們的預期。至於紐約，我們在國際亞裔美人影展獲得觀眾票選獎，也已相當滿足。
很多新加坡觀眾喜歡這部片因為它很真實，很多人寫信告訴我，電影裡的人物讓他們感覺似曾相識。
胡恩恩：有人說，看完電影之後好幾天都忘不了。我有個朋友甚至跟我說，她的父母是基督徒，看完電影之後，他們開始用聖經觀點解讀這部片，思考變老的意義和物質主義等問題。最教我們開心的，是很多人告訴我們，他們帶父母和孩子一起去看這部片，電影院成了家人間互相溝通、了解的場合，我們很高興這部片能牽動跨世代對話。
在西班牙聖賽巴斯汀國際影展放映後，有個觀眾的反應很有趣，他說他過去對亞洲的印象就是「禪」，以為亞洲人總是很安靜、愛沉思，所以看到我們在電影裡和他們一樣地談論著資本主義的問題，讓他感到相當驚訝。
據說在《美滿人生》之後，您們又完成了三個長片劇本，已經開始籌拍下一部影片了嗎？
胡恩恩：是啊，下一個故事也關於全球化和移民，背景設在紐約，形式則是「超自然驚悚片」。
●「美滿人生」電影介紹
本影評由「放映週報」提供，全文請參考原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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