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近？賈靜雯、吳慷仁糾結給答案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近、多遠？劇中飾演法扶律師的吳慷仁在首映會後受訪時為這個距離下註解：「不是邪惡的惡，也不是指邪惡跟善良的標準，其實，就是我們跟『自己』的距離。」飾演被害者家屬的賈靜雯則認為，也可以是「我們與『愛』的距離」，因為現今社會氛圍批判很容易，要說愛卻很困難，往往對最親近的家人更難說出口。

「我」劇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主軸，看似好像想探討這樣的社會議題，包括在台灣仍頗受爭議的廢死議題，但細細品味之下，探討的確實是一份「愛」、而不是「惡」，來自家庭的、社會的「愛」。主演們不避諱在戲未開播前就「暴雷」，透露故事最終結束在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間的「協商」，故事並沒有結束，而是這些活著的家屬另一段開始，而這段路的開啟需要「對話」，挖掘出人性中並未泯滅的那份「愛」。

「我」劇故事很巧妙地結合了4個家庭，包括賈靜雯與溫昇豪被害者家庭的痛苦、法扶律師吳慷仁與周采詩夫妻間的矛盾、曾沛慈與林哲熹姊弟間的牽絆，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陳妤與父母檢場、謝瓊煖，他們詮釋加害者家人們過著壓抑的生活，是一般社會大眾、戲劇腳本中很少見的題材，人們很容易會去關注、同情被害者家屬，但卻忽略了，加害者家屬其實也是輿論中的被害者。

新聞報導中，很容易將加害者動機與「家庭成長背景」做連結，但這些家長真的做錯了什麼嗎？檢場與謝瓊煖深刻詮釋出「養出一個殺人犯」的痛苦，夫妻倆用不同方式承受，爸爸頹廢酗酒、母親卻是堅強生活，在媒體前代替兒子下跪、在被害者靈堂外痛苦躊躇不前，兩人詮釋起來都相當催淚。

雖然謝瓊煖謙虛表示：「我們的表演都不及真實遭遇事件的千萬分之一，她們是要生活、過日子，那種痛苦、辛苦，不是我們掉幾滴眼淚就能說得好的。」但要詮釋的好這樣的角色，沒有深厚的演技基礎，是不可能說服觀眾的；檢場與謝瓊煖的表演足以憾動觀眾，實屬不易。

吳慷仁飾演的法扶律師，是很多社會大眾都不解的工作，為何要幫罪該萬死的殺人犯做辯護？吳慷仁自己都說，原本對類似案件就覺得加害者應該被「那個那個（接受法律制裁）」，接了這個角色之後，他坦言演出時還是很不能認同角色的想法，但他至少可以了解以及「理解」到，法扶律師是拿國家的錢，幫加害者辯護同時，也補足律法上的漏洞。

一個有理想的律師，滿腔熱血做著認為對法律有貢獻的工作，但是另一半能否理解呢？或許打著口號說「人權」時，妻子勉強能接受丈夫的工作；又但是，如果自己的小孩也差點陷入無差別殺人案的驚恐之中呢？「我」劇在前2集就立刻切入這個矛盾點，在理想與家庭和諧之間，你會選擇多長的「與惡的距離」？

賈靜雯與溫昇豪飾演的被害者家屬，編劇很巧妙的將兩人的工作安排為新聞媒體工作者，被外界視為「嗜血」的媒體，如何面對報導殺死兒子的兇手的相關報導？其實是很殘忍的。更巧妙的是，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頂頭上司竟然是賈靜雯飾演的被害者家屬，整齣劇的矛盾點瞬間糾結到不行，兩人後續對戲的張力，也成為該戲一大看點。

「我」劇相當寫實地拍出媒體搶新聞的一面，有時候，不是記者真的要「嗜血」，而是來自同業、長官、時間等各種壓力。當網友嘲諷地說著：「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時，是否也真的了解了背後的緣由，而下的評論呢？這樣「與惡的距離」又是多少？

對很多藝人來說，「與惡的距離」可能是「與媒體的距離」吧，很多私事固然不想被報導、被大眾檢視，但這也是藝人在成為公眾人物之前，必須做好的心理準備之一，喜事、好事、作品要透過媒體宣傳，一體兩面的是，不好的事情也會透過媒體放送，這其實是很公平的。

對於知名度高、人生經歷也相當「精彩」的賈靜雯來說，生活被大眾關注是必然的，而她想必也有保護隱私、想「與惡（媒體）」保持「距離」的時候，例如私人婚禮不想被打擾、必須守護大女兒「梧桐妹」的肖像等等。

但是這次賈靜雯偏偏扮演了一個拿捏報導分寸的媒體工作者，對於向來很了解媒體想知道些什麼事情的她來說，似乎是更加「了解」了，首映會上還幽了自己一默，而且是提出她過去最不想聊的第一段婚姻，直言自己「夫妻失和有經驗」，這一招不但給足媒體新聞點，也讓她成功地大大宣傳新戲。

「我」劇最常出現的標語，是一句吳慷仁的台詞：「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依著這句台詞，也表達全劇對於現下社會很重要的一個概念：「你可以和我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尊重你說話的權利。」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卻是很多深陷於網路世界、缺乏人情味與難以表達愛的很多現代人，難以做到的一件事，有時候，你的一句話、掌握的鍵盤也可能是「凶器」、是「與惡」最短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