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與餘聲—從賽德克到鄂溫克

10月27日是霧社事件84周年紀念，3年前魏德聖電影「賽德克‧巴萊」以史詩格局鋪陳衝突爆發的前因和慘烈，至於後續則交由湯湘竹紀錄片「餘生—賽德克‧巴萊」回溯遺族承接歷史的過程。

湯湘竹是「賽德克‧巴萊」的錄音師、也客串飾演片中1895年清廷「割台專使」李經方。電影裡李經方在基隆外海茫霧中搭小船靠近日本的「橫濱丸」，再踩繩梯登船與日方代表樺山資紀辦理交割。接著日本軍人抵台進城，揮刀將倉促成立的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斬成兩半。這些片段說明魏德聖再現台灣史的企圖，影片陽剛悲壯。但霧社事件史實與其後發展，到湯湘竹的「餘生」中，宛如改弦換調，溫柔地由神話開始，藉一段重返「Pusu Qhuni（牡丹岩）」的聖地之行梳理遺族往事。

紀錄片「餘生」的兩條主線：一是霧社事件遺族曾秋勝父子、一是莫那魯道女兒馬紅莫那的女兒張呈妹和外孫女張淑珍（馬紅巴萬），並有其他遺族如郭明正、當時霧社警察分室主任佐塚愛祐的後代等多種視角，且各自經歷陰影。

「賽德克‧巴萊」的故事到第一次霧社事件結束，但第二次霧社事件更是日本人「以夷制夷」政策煽動原住民族群殘殺的慘劇，事發後僅存的296名賽德克族人被強迫遷往川中島（清流部落）。死者已矣，活者何堪？「餘生」中馬紅莫那養女、女婿和外孫女的訪談道出家族「原罪」的沉重。

國民政府來台後，霧社事件解釋權移轉到另一當權者手上。先是花岡一郎被寫成領導者、甚至與二郎是兄弟，莫那魯道遺體失蹤多年經發現歸還下葬，又被塑造為抗日的「愛國」英雄。馬紅莫那在扭曲歷史中活著幾近懲罰，獨活且噤聲之痛一代傳過一代。

拍攝「餘生」過程中，監製魏德聖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以「牡丹岩」結尾，因傳說這位於海拔近3千公尺、半石半木的巨岩是賽德克族祖靈發源地，此想法與湯湘竹不謀而合，片中曾秋勝與兩個兒子由居住地清流部落前往「牡丹岩」一事，也別具自源頭尋找重生力量與賽德克各群彼此和解的意義。

女系的馬紅莫那外孫女馬紅巴萬因深入理解族群歷史，對「以母之名」由排斥到認同；男系的曾秋勝父子也因回到祖靈聖地祭酒，找到歸屬。

「餘生」中的水鹿是台灣陸地上體型最大的草食哺乳動物、也是台灣特有亞種，當牠們群集出現，看在曾秋勝眼裡像先人的探望。而位於大興安嶺鄂溫克族使鹿部落的狩獵族人，則與馴鹿和駝鹿有深厚關係，當地人稱駝鹿為犴達罕，導演顧桃也拍了一部紀錄片「犴達罕」，這部描述獵人失去森林的影片同時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犴達罕」是顧桃以7年時間拍攝的紀錄片「敖魯古雅三部曲」最終回，主角維加是鄂溫克族使鹿部落的獵人、也是畫家和詩人，但因政府收走獵槍禁獵，又在2003年推出「生態移民」政策，讓族人離開原居地，無論文化和語言都瀕臨滅絕，維加只能不停地喝酒。

鄂溫克族使鹿部落族人自有狩獵倫理、尊敬天地萬物，他們養馴鹿且不獵殺，但盜獵者為取野生鹿茸，在森林廣設陷阱，族人常發現因此受傷或死亡的馴鹿。在「犴達罕」中，維加曾經歷1980年代末的獵民最後黃金時代，但禁獵令出現，加上「生態移民」，他們成了「森林的孤兒」，無力反抗，只能借酒澆愁，維加也說，身邊有8個朋友就這樣醉死。

充滿實驗性的小說「餘生」裡，小說家舞鶴以觀照者角度書寫霧社事件與遺族，其中提到「在改造的過程中文明帶著沿途丟『原始垃圾』的心態，沒有政治、文化力的族群只能眼不見為淨『平和到不知不覺』的接受『同化』這個長期騙子，同化後幾年部落出現酗酒自毀的暴力，才知道他們以這樣的方式來拒絕『同化』。」這段話放在「犴達罕」裡也同樣適用。

紀錄片「餘生」中的曾秋勝唱出「我只想問我到底是誰？」時，在祖靈之石前落淚。「犴達罕」裡沒有槍的獵人卻只能坐在路邊唱著，「美麗的大興安嶺，被漢人採光燒光。」

項貽斐

電影是煉金術、是召喚術，是天文、是史地，是物理、是化學，是經濟、是政治，是一杯茶、是一本書，「客散茶甘留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